第十七章(1/3)
高中毕业那年，柳依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些不对劲。
起初只是早上起来恶心。
她以为是毕业考前熬夜太狠，胃出了毛病。但恶心感一天比一天重，闻到邻居家做饭的油烟味就要扶着水池干呕半天，什么都吐不出来。
她的胸部胀痛得厉害，穿衬衫的时候扣子勒得喘不过气。
那面穿衣镜照出她的身体，侧过身看的时候，腰线似乎比从前模糊了一点。
她站在药店的货架前转了将近半个小时。
手指在一排验孕棒上扫过去又扫回来，脸烧得通红，总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看她。最后她低着头拿了一盒最便宜的，付钱的时候把零钱数了三遍，手指抖得硬币掉在柜台上滚了一圈。
店员是个中年女人，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。柳依几乎是把东西抢过来塞进口袋，一路跑回了公寓。
两条杠。
她把验孕棒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包装盒上的说明都快被她盯出洞来了。
她在狭小的卫生间里蹲了很久，膝盖抵着冰凉的瓷砖墙壁，直到腿麻得站不起来。
窗外是伦敦灰蒙蒙的天空，鸽子在窗台上咕咕地叫。
她的第一反应是慌，铺天盖地的慌。罗迪在爱丁堡，还有两周才毕业。她不敢给他打电话——打过去说什么？说她怀孕了？他能怎么办？他正在准备毕业答辩，他的母父还从未见过她，他甚至从来没在电话里提过“结婚”两个字。她也不敢告诉母亲。她太知道母亲会怎么说了。
母亲不会帮她，母亲只会计算这件事值多少钱。
她给柳衍打了电话。
柳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柳依以为信号断了。
然后柳衍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很平，带着姐姐惯有的那种置身事外的冷静：“我带你去打掉。”
柳依握着手机的手抖了一下。
但柳衍的语气不容商量，像是在处理一个需要快速解决的烂摊子。
柳依没有别的选择——罗迪不在，母亲不能说，这个世界上能帮她的只剩柳衍了。
柳衍安排了一家郊区的私人诊所。
姐妹俩约在地铁站见面，柳依穿了一件宽松的深色连帽衫，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张脸，其实她的肚子不算大，好像肚子里的孩子知道她不想要她。
她远远看到柳衍站在地铁站口的麦当劳招牌下面，穿着一件米色风衣，妆容精致，手里拿着两杯咖啡。
柳衍看了她一眼，把咖啡递给她。
“你知道几个月了吗？”
这是那天柳衍对她说过的最接近关心的一句话。
柳依只是摇了摇头。
诊所是一个小小的白色房间，空气里有漂白水和某种说不出的消毒剂味道，前台护士的表情和药店店员一样平。
柳衍在填表格，钢笔刷刷刷地划过纸面。
柳依坐在候诊区的塑料椅上，看着墙上的孕期知识海报，手指攥着衣角，攥得骨节发白。
海报上印着一个小婴儿蜷在母体里的照片，粉红色的，拳头只有核桃那么大。
她忽然想起罗迪那晚在爱丁堡窗台上挂的那棵小圣诞树，树上那颗歪歪扭扭的毛线星星，他眼里的映出星光，还有她脖子上的燕子项链。
如果我把这个孩子打掉，她想，我就永远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一个家了。
但是我必须这么做，柳依看着姐姐利落的落笔，心里也下了决断。
就在这时候母亲推开了诊所的门。
柳依永远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找到她们的。她后来想过很多种可能——柳衍的手机被定位了，母亲翻了柳衍的通话记录，或者母亲只是单纯地跟踪了她的两个女儿。
无论哪种方式，都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母亲走进来的时候，脸上没有愤怒，没有失望，没有任何柳依以为会出现的表情。
柳月珍脸上只有一种东西：算计。
“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。”母亲站在诊所惨白的日光灯下，声音很平，像是在宣读一份合同条款。
她的目光从柳依的小腹扫到柳衍手里的表格，又扫回来，眼睛微微眯了一下。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柳依从头凉到脚的话
“这是德莱文家的孩子吧。柳依，你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打掉？”
柳依张了张嘴，但她说不出话。
她的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孕吐的余酸，也可能是所有那些年攒下来的、说不出口的、关于母亲的一切。
她很想问，那她的学业呢，她的身体呢，她的人生呢？
她怔怔的看着母亲怒目圆瞪的面容，第一次觉得她的脸开始扭曲变形，扭曲成可怕的，血肉模糊的魔鬼。
柳衍站在旁边，手里还握着那支笔，脸上的表情变了。
不是愤怒，不是反抗，是一种柳依看过太多次的、在母亲面前自动退后的沉默。柳衍退后了半步，把表格放在护士台上，没有再碰。
“我是为你好！”
这是她们争吵时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说是争吵，其实只是柳月珍对她单方面的输出和劝说，柳依只是默默的流着眼泪。
柳依最终没有进那间手术室。
母亲把她带回了家。
柳依坐在沙发上，听着母亲用电话一样冷静的语气给她分析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要让德莱文家给一大笔钱，要让她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要用这个孩子换一个保障，要把每个月的抚养费谈好，不能吃亏。
柳依从头到尾没有应声，她只是坐在那里，手放在小腹上，看着茶几上那杯凉透了的茶。
她从来没有觉得伦敦的夏天这么冷。
她拗不过母亲，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但她没有像母亲说的那样去德莱文家谈判。
她做不到。
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道德，是因为她一想到罗迪会用那种眼神看她，她的胃就绞得比孕吐还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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